[15]然而，现有规定中的失信惩戒要件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与明确性要求尚有距离。

其次，财产权这个最基本的权利，它不是民主分享的，而是私人独占的，并得到法律的强力保护，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保存了基本盘，一般的风雨很难撼动。前者无论怎样让渡或汇聚，都不可能成为后者。

当法国大革命中无产者把有产者的财产分给人们时，这可把资产阶级吓坏了，急切地提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其它的民主权利，则是可以商量的，这些都记入了《人权宣言》。[17] 对此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见方宇军著：《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第三章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 [18] 参见萨托利著:《民主新论》,第459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11]这同样也适用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这些权利的获取，必须对这些权利所关涉的领域有深入的认识、正确的理解、有效的处理、有利（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成果。这里所说的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而当国民党重新执掌政权后，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为宗旨，在经过多年的编修、试行、改易后而有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对人们的民主权利在形式上都有详尽的完整的制度安排。

因此，权力、公共权力、国家权力这些不同称谓而同义的制度设置，其来源不可能是个人权利。这也并非权利实现的正常途径。从行政审批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早期的改革试验更为强调地方自主探索，中央的介入程度相对较弱，这一阶段可视为行政审批改革的地方自主试验阶段。

正确把握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自主探索之间的平衡，是在行政审批改革进程中有效发挥政策试验机制制度功能的关键。行政审批改革成为地方政府优化市场环境、吸引外来投资的首选策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主动开展审批改革创新试验的动力所在。政策试验的科学性与法治化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我国曾有由统一机构对政策试验予以调控的历史经验。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央不再仅仅充当地方试验议程的把关者与倡导者，而是对行政审批改革的试验事项、试验流程进行更为深入的科层控制。即便如此，中央的介入主要还是高度依赖运动化的减量式审批改革模式，即分批次地削减、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数量，尚未转向借助试验式审批改革模式实现规制变迁。

未来修改行政许可法时，有必要着眼于解决政策试验机制中的现实问题，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补充、细化和完善。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一）行政审批改革的地方自主试验阶段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源于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需求。法定化的试验评估程序，对于确保政策试验流程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有效激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创新动力，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创新容错机制。行政审批改革的试验进程尽管更加强调中央统筹，但依然需要再塑地方主动性，使之与中央统筹协调配合。最后，从更为宏观的维度看，行政审批改革自身也嵌套在重塑营商环境的国家试验体系之下，其背后是国家对于市场体制演进的宏大试验设计。因此，不管是试验程序，还是相关配套制度设计，都需要更为精准科学的规范导引。

尤其是在放松规制的背景下，为了保证规制改革的连贯性与稳定性，行政许可等规制手段的取消或调整，也应适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予以评估。行政审批改革的试验嵌套逻辑与中央的信息枢纽效果，极大增加了政策试验的复杂指数。

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选择在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杭州市、广州市、深圳市六个市场主体数量较多的城市，部署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首先，中央将试验过程分解为多个单项目标，在总体布局基础上进行特定领域的试验突破，然后再对试验成果重新予以整合。

试验授权不仅有效提升了国家法治体系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也有助于中央合理设置地方审批试验事项的优先议题，进而对行政审批改革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布局谋划。细化许可评价程序、明确评价方法、设立专业化的评价机构，以增强许可评价条款在审批改革试验中的可适用性。由于缺少相对严格的法定程序，政策试验不仅没有科学评估的甄别保障，也缺乏公众参与等程序装置的合法性支撑，这直接影响到政策复制推广的科学性。这一条文内含了一个场景模拟和试验，在其中，与个人或组织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有关的公法和私法规范应该是什么，以及它们各自的以及配合的效应如何，都必须在模拟试验中充分考量。最后，行政审批改革政策试验机制的中央统筹转型，还表现为中央对于政策试验全流程的深度掌控。这是因为，公众参与装置除了能够彰显民主开放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实用价值，即能够为试验评估程序，尤其是其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真实有效的一手信息，间接为国家层面审批改革试验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信息保障。

如何建立法治化的激励机制，维续和激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审批改革试验中的创新性与能动性。概言之，地方自主试验阶段的审批改革试验，大致呈现如下特征：其一，由于缺少形式法治意义上的试验授权要求，基于地方自主探索的试验创新与规则变通，往往处于合法性的边缘地带，行政审批改革的地方创新试验时常面临合法性争议，地方试验变通与国家法制统一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在行政审批改革试验领域中，要缓解这对紧张关系，需要充分考虑规制行政的自身特性。行政审批改革政策试验机制的中央统筹转型趋势，也对政策试验机制的科学化与法治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构成了解读当下行政审批改革政策试验机制的运行逻辑，以及探索其法治化改革方向的重要现实背景。

然而，这一条文的内容过于原则化，既未规定明确的评价方法，也未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导致行政许可评价机制远未发挥立法者所期望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该机构在国家机构改革中被撤并，政策试验转由国务院各部委围绕某一具体行政领域分别部署试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诸多重要试验决策事项，也往往会纳入相关审议议程。若从试验法治化的维度观察，伴随中央在政策试验议程中的角色转型，以及行政审批改革的大幅提速，改革试验的规范化问题日渐突出，中央统筹与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也有潜在的失衡风险，这无疑对审批改革试验机制的科学化与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中央统筹行政审批改革试验进程的趋势下，行政审批与规制改革的创新试验，日益呈现出跨行业、跨部门且高度复杂的超大规模试验特征，这就更加需要一个科学专业的行政机构来厘清诸多试验方案与试验程序之间、许可创新与规制工具试验之间的嵌套逻辑关系，以使各项试验设计方案紧密围绕国家层面的规制改革目标协作一致。据此，设定机关对行政许可予以评价，行使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许可评价权，并且，设定机关也担负了定期行使评价权的法定义务。

设定机关有义务比照原有许可，对试验探索状态下的许可替代工具（如备案制、告知承诺制、信用监管）进行评价，以评估判断试点区域内的许可替代工具是否足以取代原有许可模式，进而决定是否修改或者废止原有许可模式。首先，行政审批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提升政策试验全流程的科学性。

尽管市场主体在审批改革试验决策中的参与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更为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也在逐步确立，但参与主体依然不够多元，行政许可法第20条第3款设定的许可评价建议权，在改革试验中产生的效果也微乎其微。（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未来修改行政许可法时，应考虑明确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等规制影响评估工具，来对改革试验状态下各类许可替代手段的成本收益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行政许可法第20条的规范内涵，使其在审批改革政策试验中切实发挥规范和引导评估的功能。因此，试验程序设计需要尽可能为试验机构与被试验主体提供双向的信息流通渠道，以客观全面评判试验预期的减负目标在实践中的兑现效果。

尤其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市场监管能力参差不齐的现实条件下，更加需要一个具备科学专业属性的行政机构，去运用量化或定性评估手段，科学有效地启动行政许可法中的许可评价程序，来对行政审批的政策试验与工具创新进行差异化的精准评价，进而统筹协调各地创新试验的复制推广与政策扩散议程。例如，许可承诺制的政策试验，最初在商事改革领域中试行并取得成功，但商事改革领域的试点经验未必契合其他行政领域，若将许可承诺制无限扩张至环境监管等社会性规制领域，是否会引发负面效果？证照分离与一业一证最初在自贸试验区内试行，而自贸试验区无疑在经济、政策环境方面具有特殊性，在短期内将自贸试验区内的改革试点成果强制扩散至全国，事实依据是否充分？再如，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中，选取的6所试点城市是否具有代表性？地方政策试验的全国普适效应又该如何厘定？凡此疑问，均暴露出审批改革试验程序反思性不足、科学性匮乏的缺憾。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从理论上讲，这种细化处理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央在试验政策扩散过程中的信息中介角色，还能削弱行政指令型强制扩散潜在的消极效应。

三、行政审批改革政策试验的法治化建构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行政审批改革政策试验机制的转型趋势日益显著，中央不仅通过授权机制加强了试验的形式合法性，强化了对地方试验的框架设计、组织设置与程序流程的科层控制，还发挥着整合、传递、扩散试验信息的功能，并层层把控着审批改革与规制变迁的整体议程。未来或可考虑借鉴此种做法，将审批改革试验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信息，在排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过程性信息等信息类型的前提下，有条件地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9条至第22条的制度框架之下，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公开。

最重要的是，中央逐步强化对于行政审批改革试验进程的法律拘束与程序控制，地方分散开展创新试验的自主探索空间受到压缩，在组织形态、试验程序、信息传导，以及政策扩散等诸多方面，行政审批改革的政策试验机制都日益呈现出中央统筹力度加大的转型趋势。未来修改行政许可法时，可考虑增设审批改革试验的专项授权条款，以强化试验授权程序的规范性。

在中央层面的试验设计下，证照分离这一行政审批改革模式，在短短数年内便实现了从上海市覆盖到全国，无论政策的扩散速度还是扩散辐度，都彰显出中央统筹的助力加速效果。中央不仅部署了行政备案等专项色彩的改革试验，也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这类超大规模的综合性试验进行了系统谋划。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